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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案例

原铁道部运输局案警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发布人:管理员发布时间:2014年10月28日阅读次数:465

   原铁道部运输局案警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不惑之年,迷失十字路口      

  2002年,吴波40岁,担任南平市国税局稽查局局长。常言道“四十不惑”,然而吴波却在这个本应“不惑”的年纪迷失了自己,在一次饭局过后,走上了一条再也回不了头的不归路。

  2002年上半年的一天,吴波应邀参加了一个饭局。在饭桌上,吴波遇见了南平某啤酒公司董事长陈某某。推杯换盏之间,吴波无意中说起自己电视机陈旧。陈某某有着敏锐的商人嗅觉,从吴波的一句无心之言中嗅到了接近吴波的机会。几天后,陈某某把吴波约到某品牌电器专卖店,两人共同挑选了一台价值1万余元的电视机,陈某某到收银台支付了货款,吴波心照不宣地把电视机运回了家。

  一句话,一台电视,改变了吴波的一生。

  吴波在悔过书中说:“我扪心自问,我为什么会伸手呢?……完全是自我膨胀,贪欲作怪。”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就换回一台价值1万余元的电视机,吴波确实是自我膨胀了。在膨胀中,吴波感受到了权力带来的“实惠”。加之人性使然,贪欲一旦放纵,往往犹如平原纵马,易放难收。

  转眼2003年春节将近,城市的各个角落已是张灯结彩,大街小巷弥漫着一派节日的喜庆。为了让年过得更加“宽裕”一些,吴波又想到了陈某某,于是,给陈某某打电话,以家里急需钱周转为名,向陈某某“借”款10万元。国税局稽查局局长开口“借”钱,陈某某自然不敢怠慢。几天之后,陈某某亲自带着准备好的10万元现金来到南平市国税局楼下,将钱交给了吴波。几个月后,吴波又如法炮制,再一次向陈某某“借”款3万元。

  吴波事后交代,向陈某某“借”的这13万元并没有具体的用途,全部用于日常开销。所谓的“借”只是一个托词。之所以向陈某某要这13万,是因为其对啤酒公司比较照顾,陈某某也得利不少。

  由于与陈某某交往甚密,吴波对其啤酒公司的确“照顾”得比较“到位”。2004年,南平市国税局稽查局在检查中,发现该公司存在少报产量偷逃税款问题。吴波对此并没有深究,仅以“收取水电费未报税”这一小问题立案,让该公司补交了几千元的税款。

  费尽心机,索贿了断情债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不少党员领导干部深陷腐败泥潭往往都是从作风问题开始。吴波也不例外。数年前的一次情感纠葛,也为其日后走向犯罪埋下了伏笔。

  1997年至1999年间,吴波与一张姓女子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2003年4月,该女子的丈夫黄某某给吴波打的一个电话让吴波心烦意乱。电话中,黄某某以吴波与张某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为由威胁,向吴波索要6万元。彼时吴波正值事业的上升期,他担心事情闹大,对事业、声誉、家庭影响不好,便再次向陈某某“借”6万元钱欲“摆平”此事。后来,陈某某交代其弟分4次将6万元转入黄某某指定的账户。

  因担心若黄某某勒索一事暴露,其索贿行为会被发现,吴波在索取这6万元贿赂时可谓费尽心机。

  在陈某某之弟汇款前,吴波先到银行取了2万元现金作掩护。在陈某某之弟向黄某某指定账户汇款6万元后,吴波给其开具了4万元的借条,并写明在2005年底还清。但该欠条并未交给陈某某保管,而是留在吴波自己身边,同时交代陈某某之弟:“日后一旦有人问起此事,就说汇出的6万元,你哥只借了4万,另有2万是我自己的钱。”事实上,直至案发,吴波也未将6万元归还陈某某,所谓的“借条”也一直由他自己保管。

  在接受调查时,吴波坦言,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掩人耳目,“借条只是应付调查用,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借条。一旦我向陈某某索贿的事情败露,我也可以给自己留一个辩解的退路”。

  陈某某对吴波如此“义气”,吴波自然也“投桃报李”。自2004年起直至其卸任南平市国税局稽查局局长,吴波再也没有组织过对陈某某啤酒公司的任何检查。

  借鸡生蛋,妄图富贵荣华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既然从事了公务员的工作,就不能一心想着荣华富贵。遗憾的是,这个道理,吴波在写悔过书的时候才明白。

  2005年8月,吴波调任建阳市国税局局长。此后不久,南平某生物公司董事长吴某某邀请吴波投资该公司旗下的一款保健品项目。由于保健品行业利润可观,吴波心动了。但考虑到国内保健品行业竞争激烈,投资风险较大,经营不好可能血本无归,吴波并不想拿自己的钱投资,于是再次将手伸向了其管辖的企业。

  2005年10月,吴波找到建阳市某药业公司总经理林某某,提出要“借”20万元对外投资。因考虑到自己身为领导干部,以自己名义直接投资影响不好,吴波决定以其内兄黄某的名义投资保健品项目。几天后,林某某将筹措好的20万元,按照吴波要求汇入黄某账户,黄某随后将20万元转入吴某某的生物公司账户。但不久后,吴某某因涉嫌诈骗被网上追逃,吴波的“投资”全部打了水漂。

  一年多后,在一次饭局上,林某某问起吴波投资回报如何,暗示吴波归还20万元借款。吴波故意将话题岔开,林某某也就不便再追问。此后几年中,林某某两次向吴波提出还款要求,吴波均找各种理由推托,直至案发,吴波也未将20万元归还。由于吴波职务关系,林某某放弃了还款要求。

  事实上,吴波在向林某某“借”钱时,压根就没想过要还款。“借钱只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我当时就想好了,无论投资是亏还是赚,我都没有想还这笔钱。”吴波案发时交代,之所以向林某某伸手,是因为林某某的药业公司在税务方面肯定需要他的帮助,向林某某要钱,他肯定不会拒绝。

  常言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在吴波担任建阳市国税局局长期间,很少对林某某的药业公司进行税务稽查,即便有检查,也是走过场。2010年,该公司因偷漏税问题被查处。根据有关规定,对偷漏税的企业,在补缴税款后,应处以涉案金额50%至500%的罚款。但在吴波的授意下,建阳市国税局仅让该公司补缴了税款,草草了事。

  2011年5月,吴波欲投资股市,但担心投资风险,于是将“空手套白狼”故伎重演,以借为名向建阳市某化工公司副总经理陈某某索要20万元。3个月后,陈某某以资金紧张为由,要求吴波归还“借款”。吴波有所顾忌,归还了13万元。此后,陈某某多次暗示“还款”,吴波均未予归还。事实上,吴波退还陈某某的这13万元,也并不是自己的钱,而是来自建阳市某合金厂法人代表谢某某。在陈某某提出还款要求后,吴波使出了“乾坤大挪移”的“功夫”,以借为名,向谢某某索要25万元,其中13万元用于退还陈某某,剩下的12万元,被其继续投入股市。此后,谢某某以企业资金困难为由,要求吴波归还部分款项,吴波找各种理由推托。考虑到自己的企业在吴波管辖范围内,在第一次还款要求被拒后,谢某某不得不放弃了还款要求。

  与林某某的药业公司一样,吴波在税务稽查,偷漏税案件处理上,给予了上述两公司充分的“关照”,造成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

  睚眦必报,不闻铮铮警钟

  2007年10月,吴波朋友的孩子结婚,请吴波帮助借一台婚车。于是吴波联系建阳市某锻压件厂董事长何某,提出借他的宝马牌汽车一用,何某答应。婚礼当日,何某因有急事外出,遂告知吴波汽车无法借出。这让吴波非常生气,觉得在朋友面前丢了面子。于是立即交代建阳市国税局水吉分局局长杨某某:“加强对锻压件厂的检查,找出一些问题来。”在吴波的授意下,水吉分局立即组织人员对该厂进行了两次检查。

  短时间内被检查两次的何某感觉事情有些不妙,意识到自己因临时拒绝借车的事情惹怒了吴波,必须采取补救措施。不久后,何某来到建阳市国税局“拜访”吴波,并就未能借车的事情向吴波道歉,请求吴波的原谅。临走时,何某交给吴波一个纸袋,吴波收下。

  何某走后,吴波打开纸袋,发现里面装的是一部手机。为了弄清这台新款手机的价格,他特意去了趟商场,查明了价格——9000元。手机送出后,何某总算是取得了吴波的“原谅”。吴波也随即交代水吉国税分局停止对锻压件厂的调查。此后,何某为感谢吴波的“宽恕”,同时也为进一步和其搞好关系,又再次送给吴波一台学习机和两瓶洋酒。

  2010年,何某因涉嫌行贿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吴波闻讯后,害怕自己收受何某贿赂的事情被追究,遂将何某所送的手机及学习机折合成一万元现金交给建阳市国税局监察室,由监察室上交建阳市反贪局。同时,吴波交代监察室同志,将上交时间提前到何某立案前一周,以逃避惩处。

  何某被查一事本是吴波头上响起的一记警钟。但此时的吴波已经忘乎所以,在通往腐败深渊的道路上渐行渐远。2010年直至案发,吴波还陆续收受或以借为名索取各企业主贿赂款数十万元。这些钱一部分被吴波用来投资股市,一部分被他挥霍一空。

  被调查期间,吴波对自己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反省。吴波在悔过书中写道:“我的堕落、变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收受他人送的第一台电视机开始,我的个人私欲就开始逐渐膨胀,慢慢到了变本加厉、肆无忌惮的程度,最终积重难返。被调查这段时间,我对自己犯下的错误有着前所未有的清醒认识,但这种认识是我用牢狱之灾换来了……”

  铁窗之内,长夜漫漫。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南季轩)

  办案者说

公权所涉范围不是私人领地

  税收是国家的血液,税务工作者,应该如血管上的细胞壁,保卫着血液的安全和运输,确保血液不流失。但吴波作为一名国税局局长,却如血管上的一颗肿瘤,攫取血液中的养分不断自我膨胀,最终破裂,导致血液大量外流,触目惊心。在办结案件之余,我们应该更深入地思考,为什么一个国税局局长,竟如此胆大妄为,置国家的利益、家庭的幸福于不顾,恣意弄权,最终害人害己?在摘除这颗“肿瘤”的同时,又有哪些“免疫机能”亟待提高?

  吴波案警示有三。

  其一,领导干部务必“慎初”。不少腐败分子走上不归路最初都是因为小节有亏,吴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与企业主觥筹交错,到欣然接受企业主行贿,最后到主动向企业主索取贿赂,吴波的堕落过程有着清晰的轨迹。对腐败行为的一个经典比喻就是轿夫穿新鞋抬轿子,起初遇到水坑时东闪西躲,一旦一脚踩进水坑后就会无所顾忌,最后双脚沾满污泥浊水,不可收拾。

  其二,领导干部务必“畏权”。对权力应时刻保有敬畏之心。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公权力所涉范围,不是掌权者的私人领地,不可为所欲为。吴波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对权力的滥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因个人琐事对管理对象进行报复。殊不知权力是把双刃剑,为民则利,为己则害,恣意弄权必然剑走偏锋,最后引剑自戗。

  其三,领导干部务必“安贫”。“甘蔗没有两头甜”,既然选择了当一名公职人员,就应该放弃“发横财”的想法。吴波收受的贿赂很大一部分被其用来进行所谓的“投资”,最后不但没有实现其富贵之梦,反而让其深陷囹圄。当下,公职人员薪水虽然不高,但达到社会平均生活水平不成问题。但如果妄图荣华富贵,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牟利,最后必然是鸡飞蛋打。

  吴波案也反映出其在任期间,建阳市国税局在廉政风险防控方面存在的问题。查办吴波只是治标之策,完善当地国税系统的各项内控机制,让心存侥幸者没有可乘之机,让下一个“吴波”没有滋生的土壤,才是治本之策。只有坚持标本兼治,在猛打“老虎”、狠拍“苍蝇”的同时,扎紧制度“篱笆”,不给腐败分子任何可乘之机,才能真正孕育一派清明之气,重塑一片朗朗乾坤!(夏伟)

 蔓延交织的利益链条

  2013年9月10日,张曙光案首次开庭,面对检方指控的受贿13笔、共获赃款折合人民币4755万余元的犯罪事实,张曙光当庭表示认罪,并对整体犯罪事实不持异议。

  数次交易中,与张曙光“合作时间”跨度最长的当属杨建宇。2000年至2011年间,这位广州中车铁路机车车辆销售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车机车公司”)、广州中车轨道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车轨道公司”)法定代表人,先后在北京等地送予张曙光及其情妇罗菲共计折合人民币1010多万元的款物。换来的是,蓝箭动车组租赁到期后得以继续使用,列车空调设备销售等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证词中,杨建宇称,从2008年开始,每年都有一两次张曙光带着他和南车集团、北车集团的领导一起吃饭。张曙光向这些领导介绍他,说是自己的学生,让他们多关照。事实证明,这些人在一些业务上确实“照顾”了杨建宇。

  杨建宇希望能够进入高铁行业,获得高铁行业的部件生产机会。不过,他的公司购买的蓝箭列车于1999年左右与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广深公司”)签了5年的租用合同,租赁期满后面临不再被广深公司租赁的问题。

  在蓝箭列车还有银行贷款没还的情况下,如果被停止使用,或者被和谐号替换掉,杨建宇的资金链就会断裂,导致破产。由此,杨建宇多次找张曙光诉说困境。张曙光的回答是,像蓝箭这样的车,与“和谐号”在列车动力等方面相似,在既有线的列车线路上蓝箭列车可以为“和谐号”列车的运行作准备,关于蓝箭列车的最终去向铁道部会有安排。

  最终,张曙光帮杨建宇疏通和协调了各方关系,广深公司向铁道部打了报告收购杨的蓝箭列车,张曙光进行了审批,并做了部里其他领导的工作。2008年8月,广深公司与中车机车公司正式签订购买合同,支付2.4亿元将8列蓝箭列车收购。

  2008年春运时,广东发生冰雪灾害,胡亚东副部长带领春运检查组到广铁集团视察,后来陪同胡部长视察的工作人员给时任装备部副主任的刘刚打电话,说胡部长指示,蓝箭列车需要用起来,但因为蓝箭列车编组比较短,需要“重联”改造。

  接到这个电话后,刘刚立即向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作了汇报。张曙光让装备部提出方案,将蓝箭列车从广铁集团调往成都铁路局使用。之后,装备部分别给广铁集团和成都铁路局打了电话,说蓝箭列车要调往成都铁路局使用,让他们自己先协商。

  广铁集团和成都铁路局召开了蓝箭动车组移交会议,后经双方协商一致,由广铁公司向装备部报送了“蓝箭列车无火回送成都局”的请示,上报给了装备部。张曙光让装备部拟发将蓝箭列车发往成都局的电报,经刘刚签发,发给了广铁集团和成都铁路局。这样,广铁集团将蓝箭列车送至成都铁路局使用。

  由于杨建宇的公司还给几家客车厂做空调配套,他多次请张曙光在与几家工厂领导吃饭时带着他去。从铁道部运输局提供的2005年至2010年新造客车主要配件装车数量表来看,中车轨道公司为国内新造客车提供空调机组的比例2005年为29.14%,2006年为32.6%,2007年以后上升为50至60%左右,2010年为60%左右,其间各年度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

  利益链条在此之后继续蔓延。2009年年底至2011年1月间,张曙光在杨建宇的介绍下,接受双双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晓美的请托,帮助该公司参与有关列车电机项目的请托,为该公司与日本三菱电机株式会社合作提供帮助。为此于2010年6月、2011年1月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先后收受陈晓美给予的港币100万元和50万元。

  以参评中科院院士为名收取活动费

  除了事业,张曙光还希望在“学业”上有更大突破。2007年,由于铁道部的推荐,张曙光成为中科院技术科学部院士候选人。2007年3月,他向戈建鸣提出需要人民币300万元用于参评中国科学院院士。

  戈建鸣系今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今创集团”)总裁,张曙光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期间,戈表示愿意给其财物,并请张给予今创集团支持。之后,张曙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今创集团成为动车组辅助电源等配件的配套生产商及压低外方谈判条件等事项提供帮助。

  庭审中,戈建鸣称,2007年年初,张曙光给他打电话说准备参评中科院院士,需要用钱,让他到北京来一趟,说需要300万。戈建鸣准备了现金,装在两个纸箱里,在京都信苑饭店停车场将装钱的两个纸箱搬到张曙光的奥迪车后备箱中。

  据本报之前的报道,当年张曙光因学术造假备受争议,尽管铁道部回复学术成果是张曙光的,但是多名院士依旧对他的“著作”是否为本人所写存疑。最终,张曙光以7票之差败北。

  戈建鸣的证言中,2009年元旦过后,张曙光给他打电话说准备再次参评院士,这次参评至关重要,需要再用一些钱,并让他去一趟北京。他说这次还要300万元。戈建鸣以与之前同样的方式将钱交给张曙光,并祝他这次院士评选能获得成功。

  2009年11月,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一次,他因一票之差,还是未能入选。

  两次参选的过程中,除了从戈建鸣这里拿走的600万元,张曙光还收受武汉正远铁路电气有限公司(下称“正远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新的贿赂共计1000万元。

  王建新称,他和张曙光是20多年的朋友。2008年七八月,张曙光叫他去办公室,说自己正在第二次申请中科院院士,要组织院士沟通,让院士们了解他的成果,需要一些活动费用。王建新说赞助他一部分。之后在北京职工之家酒店的停车场,王建新将装有500万元现金的箱子交给了张曙光。

  2009年11月,在张曙光的办公室,王建新提出评上之后还要感谢一下各位院士,这个钱由他来赞助。

  得知落选后,张曙光特别沮丧,王建新说没有评上也得感谢,以后还要评。于是带了500万元到北京,约张曙光在香格里拉饭店的停车场见面,将装有500万元现金的旅行箱交给了张曙光。

  钱权交易,各取所需。戈建鸣自称,给张曙光这些钱,主要是为了其企业的发展。张曙光作为运输局局长能够给其公司的发展提供很多帮助,企业日后的发展还要依靠张曙光的支持。王建新也是看准了“铁道部运输局局长、中国高铁项目的总负责人”这一头衔下赋予的大权。

  王建新在证言中也提到,送给张曙光一套房子和1000万元现金,是想将自己公司研发的计算机网络控制技术和交直交牵引变流技术运用到动车上。

  不过,从现有证据来看,张曙光这边,以参选院士名义收受的1600万元,并没有花在此处。张曙光供称,他在院士参选过程中没有向相关人员送过钱,只打算事后送点礼品或营养品。经庭审查证,张曙光从戈建鸣、王建新处收受的赃款,一部分被其妹夫王勇保管,另一部分被其本人和情妇使用。

  如何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同一天宣判的,还有苏顺虎受贿一案。2003年至2011年间,被告人苏顺虎先后利用担任原铁道部运输局营运部货运营销计划处处长、营运部副主任、副局长兼营运部主任的职务便利,为闽光焦化公司、中创投资公司、铁润商贸公司解决煤炭运输方面等问题,为其牟取利益,收受对方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00多万元,案发后受贿款物已全部追缴。

  原铁道部运输局的系列受贿案,以张、苏等为端点,牵扯出隐藏在背后的众多利益链条,体现出集中的权力酿成的腐败。一位铁科院退休的工程师表示,权力集中到了刘志军、张曙光这里,更加厉害了。“谁的产品能上车,他说装谁的就是装谁的。”

  “这个词就叫‘点装’,我指点装谁的,就要装谁的。历届部长只是说说不许点装,但背后照样进行。”他说。

  据铁路系统人士介绍,2000年之前,铁道部下设车辆局、电务局、工务局、机务局和运输局五个部门。2000年,国务院要求各部委精简机构,铁道部将上述五个部门合并统称运输局。合并后的运输局由装备部、基础部、客运专线技术部、土地管理部组成。其中装备部负责和铁路设备有关的绝大部分业务。

  装备部的前身车辆局只负责制定铁路设备技术和产品设计标准,而设备采购由计划司负责。合并之后,装备部、基础部全权负责铁道部机车采购、管理,拟定机车、车辆、工务、电务等主要运输设备及配件的造、修质量验收标准和运用标准等职责,集多项成千上万亿资金的项目审批大权于一身,运输局也由此被认为是寻租空间较大的部门。

  2004年,由张曙光领衔,铁道部运输局成立动车组项目联合办公室,简称动联办,负责动车的技术引进,订单分配等。之后几年,正值中国高铁大发展之时,动车技术大举引进,数百亿金额动车项目市场使得铁道部运输局成为炙手可热的权力部门。

  权力的过分集中,直接导致铁道部运输局大规模贪污受贿行为的出现。张曙光及苏顺虎、刘作琪、刘瑞扬等人的大肆受贿时段均集中在2004年~2011年。

  2013年3月,铁道部实行铁路政企分开。

  国家行政院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出现这种腐败的原因在于选人用人不规范,“不是通过制度选人,而是人选人,大官选小官,少数人在少数人里面选,因此必然形成小圈子,搞不正之风。”

  在他看来,权力腐败的性质都是一样的,“没有约束、不公开透明的权力都有一定的腐败。”因此,张曙光利用职权和一些民营企业进行交易,根本上反映出了制度的不透明。

  此外,张曙光因受贿罪被判死缓,苏顺虎被判无期徒刑,从另一角度看,需要反思的还有案件当中的行贿者。“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制度诱导的。”竹立家谈道,“我们国家为什么行贿现象普遍?就是因为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过大。你不行贿,企业没进展,制度本身诱导你必须行贿。”

  因此,在今后的改革和反腐中,最根本的是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即公共权力的运行或行使必须按照法律来进行,让公权力真正纳入法治化轨道。

  这也就要求进一步规范相关制度,促进权力的监督与约束。“据我观察,如果我们不规范制度,这个案子对一些贪官的震慑作用并不大,只是腐败藏得更深了,该走后门还走后门,权力的傲慢,照样存在。”竹立家说,“目前最迫切的就是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面,让权力公开透明,强化权力监督,特别是人民的监督。”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倪星指出,现在谈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里面,国家、政府、社会,三方要合作,是一个多中心的治理模式,反腐败也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单方反腐贡献有限,还要发挥社会的力量。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政府退出所有市场自行解决的这些领域,因为政府不干预市场的话,市场的自由竞争由平均利润激发,就不会有超额利润,不会有超额利润自然就不会有行贿了。